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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

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

博士说:“每个时代都有其情绪底色,对不少将焦虑形诸于色的中国人来说,从没有哪个时代像2018年这样如此关注未来。但翻翻历史就会发现,我们如此迫切的关注,既不空前,想必也不会绝后。现在更应关注经济,社会民生,还是……?不妨感受一下二十年前,一个五零后的‘未来焦虑征’。

作者丨汪丁丁

来源丨《读书》杂志1997年第8期

在我面前摆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四十四岁的时候再来讨论“未来”,难免为这个题目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同时,也显得没有必要,人生行旅已经走过一半了,难道还不清楚“前途”吗?不错,人过中年还要讨论“未来”,这是“过渡时期”的现象,它不属于美国或德国,它属于中国,属于一个正在徘徊中寻找自己处理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医疗甚至来世问题的社会。

现在四十到五十岁的人,正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人,动荡年月里(不论这“动荡”的历史原因是好是坏),受损失最大的总是儿童,因为他们心理成长所需要的首先是经济和人际关系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家庭的稳定,在那个时代是说得过去的。

社会环境的稳定就很成问题了,“战争”“土改”“合作化”“大跃进”“自然灾害”“文化革命”。

如果我们相信“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那么这些社会动荡对儿童心灵造成的影响现在才逐渐展现出来。

心理状况是否“正常”,从弗洛依德以来就被认为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如果这个社会“发疯”,那么儿童跟着“发疯”就是正常状态。

不过,儿童形成了的心理,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可能改变,甚至终生不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沟”。

依此推断,让社会再发疯的机会是不小的,因为“代群效应”,一群“疯”儿童长大成人,不知道教育出来的孩子是“疯”,还是正常。

也许“疯”的形式不一样,不会再是“文化革命七八年来一次”。

战争后的和平,总是带来生育高峰,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兄弟姐妹多,不过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进入生育年龄的时代,正好赶上“一胎化政策”,我们的孩子有兄弟姐妹的少。而由此引出的社会问题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仅举述两类:

(1)子女教育问题。多子女家庭的儿童教育比较“正常”,因为有所谓“Learning by teaching(由教育别人获得自己的知识)效应”。一群儿童互相教育(通过交流以及竞争),其“正常化”的作用远远超过一群大人教育一个儿童(我甚至不能判断后者是正常还是疯狂)。

(2)抚养老人问题。如果社会保障系统不发达,那么老人的抚养主要靠子女。即便社会保障系统发达了,老人生病住院,身边照料的人大多也还是子女。

我们的父母生病住院,一群子女轮流侍奉左右,每人请一天假,四个孩子的父母可以住四天医院而不用发愁身边无人照料。

不过到了我们老年的时候,一个孩子每天请假,仍然难以照料至少两个老人。若是孩子有了配偶,或是父母的父母仍在,那就不用指望子女侍奉左右了。

我们这一代人,收入“高增长”的时期是在四十岁以后。

从前都是靠“死工资”“平均奖”,储蓄极少,即便有了一些相对于那个时代算是“储蓄”的存款(几十元?几百元?),也早已经被现代的通货膨胀蚀尽了。

试想一个简单的情况,在没有建立“pay-as-you-go”体系的时候(一种社会保障支付办法,由年轻一代人支付老年一代人的费用),一个人在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储蓄,到六十岁退休,靠了这二十年的储蓄来支持很可能到八十岁以前的生活费用。

我能够想象的这个人(假定他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

(1)谨慎计算的。那就必须把六十岁以前的收入分做三份:一份日常生活用;一份将来养老用;一份消耗在从现在到将来的通货膨胀里。

这样,他可以维持相当于目前收入三分之一的生活水准。

(2)跟随时尚的。也就是说,别人(别的代群里的人)有的东西他要有,别人将来会有的东西,他也希望有。

可是,别人要么年轻二十年,可以指望的“高收入”时期多了二十年;要么年长二十年,可以终生享受“铁饭碗”提供的福利(所谓“老人老政策”)。

按照时尚生活,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普通人会突然感受到“老之将至”的凄惨和压力。

目前正在筹划和已经创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看来解决不了这个“代群效应”引出的根本问题。

所以,近若干年以来我和老朋友聊天儿,总要顺便问一句:“你给你自己找到一座坟墓了吗?”那个意思就是这里说的,为我们自己安排“老年”。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责任担负。社会动荡,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底子原本就薄弱,再加上四十岁以前,这一点点人力资本基本上没有在个人创收方面派上用场,等到该派用场的时代,技术性知识资本已经折旧殆尽。

这个特点造成下面要说的另外一个后果,同时导致我们循正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途径创造个人收益的能力低下。

在这个收入基础上,我们这一代人“上山下乡”“晚婚晚育”,事业和家庭都开始得太晚。

正当我们身体条件开始恶化的时候,我们开始生养孩子并且开始支付昂贵的教育子女的时间。

于是我们多数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两难:要么松懈了教育子女以及照料老人的责任,全力以赴个人事业要么义务至上,尽心照顾孩子和老人,事业平平。

一个普通人,难以求两全。

每一代人都有主要属于自己那一代的问题,例如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与年龄相关的“拥挤”现象。

在小学一个年级要分成五六个班;考大学一个名额数十人竞争;找工作竞争,分房子竞争,提职称竞争;面临老年又会有医疗条件的竞争,火化场里的竞争或者墓地的竞争。

激烈的竞争,我不喜欢,竞争愈烈,算计愈精。于是与利益计算有关的一切社会制度就充分发展,所谓“工具理性”,市场经济会跟着发达起来。

不过人的异化也随之严重,异化了的价值观念也会通过教育和模仿传染给下一代。

父母的“自利性”充分发扬出来,难免不使儿童走极端,变成“自我中心”主义者。既然是“自我”中心,那么将来照顾老人的义务是否还会承担就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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